第一次听别人提到高麟溢，记者便对这位老人家肃然起敬。2005年，上海吴觉农纪念馆筹备在即，不少茶人主动捐资捐物，远在北京的高老为了汇款，更是以古稀之龄在银行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队……
2016年，茶学家、农业部原农业局副局长、中国茶叶学会原副理事长高麟溢进入米寿之年，88岁的他，依然怀揣一颗拳拳爱茶心，只要茶行业需要，他就会不遗余力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高麟溢
一句开题话几番茶人情
“我这一生比较知足，国家对我的培养付出很多，但我对国家的贡献却很少。”采访伊始，高麟溢的一句话，瞬间打动了记者的心。
对于高老来说，对茶的感情仿佛是与生俱来。1928年，他出生在浙江省永嘉县罗东乡木桥村的茶叶世家。“我的爷爷、爸爸都是茶商，爷爷更是被送外号‘十里香’。”高麟溢笑着说，“爷爷常到上海、天津、香港做生意，一次在轮船上泡茶，茶香四溢，引来船上诸多乘客围观、品茶。一款茶来自哪儿，是什么品种，他都能品出来。”耳濡目染地，高麟溢自小也爱喝茶，每次放假回家，常往茶山、茶厂里跑，边看边学，跟着采茶、加工茶，成了家里的小帮手。家乡出产的乌牛早茶的茶香，更是深深刻在他的生命中。
他清楚地记得，乌牛早茶特殊的采摘方式：这里没有“温柔”的采茶仙子，统统是“彪悍”的采茶汉子;这里没有化肥，都是用割掉的稻草做有机肥……
“按照当时传统的采摘方法，不是直接采摘叶子，而要将茶树枝干割断后带回去采，被称为‘台刈’。我们俗称‘三年两头刈’，隔一年割一次茶树，保证第二年茶树长得好。所以我们这里的女人们不用上山做农活，种茶、割茶树都是男人的事儿。”
高麟溢坦言，从大学开始，到走上工作岗位，乌牛早茶时刻牵绊着他的心，只要有研究方向或是发展心得，他都会倾囊相授。那一个偏远贫困的小山村，当年只走出两个大学生，其中一个就是高麟溢———家庭对教育的格外重视，促成他一举考上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，也促成了他与茶一生的缘分。
“绿改红”浪潮的“实践课”
“绿改红”浪潮是新中国成立后茶产业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笔，从大学到工作，一段时期内，高麟溢为此不断奔波。
“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抵消前苏联的部分借款，按照对方的要求，我们须向对方出口茶叶，主要是红茶。由此，我国茶叶生产开始大规模‘绿改红’。”1951年3月份，浙江绍兴成为第一批绿茶改红茶示范区，正在复旦大学就学的高麟溢，不仅被派到绍兴学习，还到乡村推广技术和方法。23岁的他从绍兴出发，坐车、步行，一路翻山越岭，最后抵达嵊县(今浙江嵊州)的北山区。在那里，他组织培训班，建立初制所，传递烘焙、发酵的知识，为茶农带去直接的帮助。
到了华东农林部工作后，他又到皖北金寨县参与红茶改制工作。彼时经验日益丰富的他干得更加顺手和出众，不仅为当地筹建了红茶初制所，还借此制定采制操作规程传授技术。这位远道而来的年轻小伙子，得到了当地茶农的热烈欢迎。
当时，在红茶的发展领域，前苏联也派来专家多次来华指导、交流。高麟溢又赶上了两次难得的学习“机会”。一次是他参加中苏茶叶考察组，跟着考察了浙江、安徽、福建三省十多个县，参与收集、整理、编写考察资料和总结工作。还有一次，是陪同两位前苏联专家在安徽祁门茶厂指导祁门红茶初制示范试验。
提起当时前苏联专家掌握的先进技术，高麟溢依然记忆犹新，他们提出的“茶树条栽密植”、“定型修剪技术”等专业的茶叶术语，在60多年后的今天，还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讲出来。后来，高麟溢参与编写了《苏联专家红茶试验示范小结》。正是这样的经历，加深了高麟溢对于茶叶机械化的关注，成为了日后在地方推动机械制茶理念的实践来源。
一本手册，一段历史
在采访中，高麟溢搬出了一摞厚厚的工作笔记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本子多数都已泛黄，有的纸张甚至散了架，翻开一看，里面密密麻麻地手写了大量的数字和文字：收了多少茶叶，价格多高多低，茶园的面积多少，产量多少……这哪里是工作册子啊，简直是珍贵的茶产业发展历史记录!
在老人家的心里，这些数字和文字也是历历在目，提到哪年茶业界发生了哪些大事，高麟溢如数家珍。
“我到农业部工作以后，一直就是和数字打交道。1957年，我国茶园面积达到494万亩，总产量是232.2万吨，这些都得益于1954年的一次重要会议。”高麟溢所指的那次会议，就是全国茶叶会议，那一次，恢复荒芜茶园被提上议程。
“这次会议是由农业部、商业部、外贸部三部委联合召开的。我当时刚被调到国家农业部工作，就参与筹备和总结这次会议。”高麟溢说，会议上通过了“大力发展茶叶生产”、“恢复荒芜茶园，有计划地在山区丘陵开辟新茶园”的茶叶生产方针，这对当时的茶叶发展仿佛打了一剂“强心剂”，整个国家的茶叶发展日益蒸蒸日上。
“还有个重要的口号是‘5万担’。”高麟溢笑着说，那是1974年，我国确定了100个年产5万担茶叶基地县的规划工作。
在会上参与组织工作后，高麟溢马不停蹄地对浙江、安徽等产茶区进行考察和统计。在安徽休宁县，他有了惊喜的发现。
“我发现，休宁通过3年时间已经实现了5万担的目标，这在全国是多么成功的一个典型啊!我立刻汇报给部委，他们非常重视，没过多久，就把全国年产5万担县经验交流会开在了那里。”正是这样的典型树立，为全国产区的发展鼓了劲儿。到了1976年，全国年产万担县已有117个，其中年产5万担的县由6个增至18个。
重品种，抓质量
1981年，高麟溢担任国家农业部经济作物局副局长、农业部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主任，3年后，他又担任农业部农业局副局长。所有的这些职务，不仅不离茶，更让他能施展拳脚，多干实事。
对茶树品种资源的普查与保护，就是他干的一件大实事儿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，高麟溢就敏锐地发现了茶树品种资源的宝贵之处。他不仅主持拟定了《全国茶树良种审定暂行办法》，而且布置各地进行茶树品种的全面普查，为中国茶树资源绘出了一张珍贵的历史“地图”。截至1984年，仅云南省就征集400多份材料，4000多份标本，300多个品种，发现178处野生茶树。
茶叶质量更是高麟溢关心的重中之重。1985年和1989年，他分别主持两次大型的名优茶评比，第一次评出全国名茶11个，第二次评出26个。“发展名优特茶，不仅促进当地打造地方品牌，同时，也能整体提升茶叶的质量水平。”高麟溢语重心长地说。
甘做茶行业的“螺丝钉”
1988年离休后的高麟溢，依然忙碌。他不仅筹建和主持了“茶人之家”，又联合老茶人，组建了“当代茶圣———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”，并被推选为会长。
只要身子骨硬朗，有茶乡需要评审、考察，他更是会满怀热情地前往。他实际参与了全国20多个县的“中国特产之乡”的实地考察和评审活动。将毕生所学交给当地的茶农，为茶叶发展出谋划策，依然是他步入老年后的一件乐事。
在本周刚刚组织的丙申读书茶会上，众多新老茶人在会上畅所欲言，讲生产提出口，88岁的高麟溢侧耳听、认真讲，更是整整坐了3个小时没有离席。在场的参会人员都为这种精神感动。
他说，愿做茶行业的一颗“螺丝钉”，哪里需要他，他便全力以赴地进行实践和努力。
“我就是希望继续为普及茶叶知识，弘扬茶文化，推动茶叶经济和富裕茶农多作一点贡献。”高麟溢说。
老茶人名片
高麟溢，茶学家，农业部原农业局副局长、中国茶叶学会原副理事长。长期从事全国茶叶生产管理工作。20世纪80年代起，参与国家一系列茶叶生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。重视调查研究，深入基层，对我国茶叶基地建设、良种推广、新产品开发等做了大量工作，为我国茶叶生产的恢复、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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